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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外教的Memo和妻子回乡祭祖

2014年春节,将近一年没有回家的驻非工作者保旺礼像往常一样,为了“捕获”信号,爬上工地的脚手架,断断续续的手机信号一头连接着这个在炎热荒芜的非洲国家里孤独的中国男人,一头连接着他正熙熙攘攘地过春节的云南老家。电话中,保旺礼激动地向妻子求证,儿子发出的咿呀声是否是在回应自己,并在每一次信号中断时焦急地询问,不停地重复尝试连接。

这是纪录片《善良的天使》中的一段场景,该片由两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导演柯文思执导,金马奖获奖制片人韩轶和美国知名制片人威廉蒙代尔联合制片,讲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国关系不断发展的大时代中,为了生活奔波到异国,从而促进了中美两国民间交流的许多普通的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故事。

驻非工作者保旺礼和远在云南老家的妻子打电话

2018年底,该片在华盛顿、洛杉矶、芝加哥等城市展映,并于2019年7月2日正式在国内上映,引发中美两国观众的热烈讨论。

美国观众反馈,电影中那些聚焦于中国普通家庭的视角澄清了他们的很多疑惑。就算是对国际关系不感兴趣的观众,这些寻常故事也能带来共鸣。当看到普通的中国人与家人因为地理距离而被迫分开时,美国的观众也感到由衷心碎。

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看完《善良的天使》后谈到:“我相信各位会得出和我同样的结论:‘善良的天使’仍然存在。无论晴雨,他们总在那里。平凡而伟大的两国人民各尽其力,展现出友善、智慧和宽容,为中美关系的发展铺平道路。”

从历史烟海中打捞,在当下语境中讨论

《善良的天使》片名取自一百五十多年前美国总统林肯的就职演说:为实现创造一个新国家的目标,全国上下的每一个人都应看向自己的内心,寻找人性中“善良的天使”(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彼此谅解,寻求和平。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被美国的主流媒体描述成“太平洋彼岸一个孤独、神秘的挑衅者”,并不断以充满主观臆断的“中国威胁论”“新冷战论”看待中国的发展。

一百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大国博弈纷争不断之时,我们身边的很多普通人却身体力行地弥合着因文化、地域、历史等原因造成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误解。他们的脚步散落世界各地,他们有着不同的命运,却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以让身边不同国家、种族的人过上更好生活为理想。

《善良的天使》导演柯文思

为了记录这些小人物的故事,英国导演柯文思倾尽全力拍摄——三年时间,800多个小时的素材,《善良的天使》取材范围包括社会各界人物,其中既有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和企业精英,比如基辛格、董建华、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艾迪生·贝克、奥尔布赖特等,也有许许多多的普通民众。演讲、采访、影像资料、动画制作穿插在叙事中,各种观点碰撞博弈,一帧帧画面被从历史烟海中打捞出来,并在当下的语境中进行别具深味地讨论。

柯文思代替不事张扬的中国进行了表达,用影像呈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有高楼大厦,也有朴实恬淡的乡村风光。影片最后,在祭祖时冉冉升起的白烟中,美国丈夫牵着中国妻子的手走过幽僻的乡村小径,儿子们虔诚地静默矗立,中国独特的乡土美学被包裹在故事中。

书写普通人的“大国志”

谷雨:如何萌生拍这样一部纪录片的念头?

柯文思:早在六年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与“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便萌生了拍摄中美关系纪录片之意。故事以基辛格追忆当年与周恩来总理关于中美差异的对话开场,采访对象包括两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韦斯利·克拉克、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香港特别行政区前特首董建华、中国经济学家成思危等诸多全球学者、政要。欧元之父的儿子威廉蒙代尔找到我,希望我能够拍摄这样一部电影。

我二十多岁时第一次来到中国,中国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十分喜欢这个国家,也一直想要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电影,但是那时候没能成功。多年后当有人问我是否对拍摄这样一部大预算影片感兴趣时,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谷雨:为此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柯文思:影片最初的定位很庞大,带有呼吁“世界和平”的意味,但我对一部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电影并无兴趣。但是此前在美国或者欧洲并没有此类影片的问世,让我觉得颇有点开天辟地的意味。同时我也意识到,我需要一名中国的制片人来帮助我。我幸运地遇到了韩轶,她是一个强大、有主见的制片人,同时也非常有亲和力,我不会说普通话、无法与中国人交流,她帮助我赢得了许多中国人的信任。

《善良的天使》制片人韩轶

谷雨:你们如何得知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前期是否进行过有意识地筛选?他们都很愿意参与拍摄吗,有没有拒绝参演的拍摄者?

韩轶:任何一个纪录片都有前期调研的过程,《善良的天使》当然也是。因为涉及中美关系的领域很多,这个影片前面的调研过程更长。最初确认的筛选标准有两点:首先,采访对象一定和中国、美国都有联系;其次,他们的故事一定要能打动人。

故事的选材都是通过调研获得:我们会先在网上寻找,遇到感兴趣的会亲自打电话给他们,直到见面细说,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长的。不过幸运的是,当他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片子之后,几乎没有人拒绝,他们都很配合,很愿意参与这个话题。

谷雨:在《善良的天使》中,导演和制片人共同承担的职责是什么?

韩轶:大部分问题都是需要三方——导演、中方制片人、美方制片人充分沟通解决。由于涉及不同领域,需要确定大的方向,然后决定在这个方向下要找到一些什么案例,找回来之后我们会一起挑选。

导演就像建筑设计师一样,他设计的是概念,制片人的角色是在我们有限的资源和时间里,把导演提出的概念实现。所以要找中国的故事甚至是找美国的故事,制片人的介入都很多。中国部分的拍摄我都是从头跟到尾。

谷雨:影片中呈现的有中国珠算老师、到中国教橄榄球的美国教练和在埃塞尔比亚架桥的普通中国工人等,最终采用这些人的故事基准是什么?

柯文思:我取材的基准很简单:如果这个故事能让我感兴趣且产生情感共鸣,或许对其他人也如此。

我喜欢讲述关于人的故事。与故事片相比,纪录片中的情感力量更为强大。在纪录片中,这些情感是真实存在的,是生活在现实的人们敞开心扉的倾诉。使用更为触动心灵的方式讲述发生的真实事件,这正是我感兴趣的。

我们一共拍摄了约800个小时的素材,最后的成片是90分钟,影片中选取的每一个故事都能深深感动我,同时我也希望它们能同样打动观众并与他们建立情感共鸣。

橄榄球教练Memo在赛前休息室里给球员们动员打气

谷雨:这800多个小时的素材,受访人数大约有多少,有哪些共同特质?

韩轶:每一位最终参与到这个影片拍摄的人,无论篇幅多少,我们都在片尾记录了他们的名字,大概是70人左右。他们每个人在中美关系这个大的背景里面,都代表了一个小点,通过他们自己的经历多角度折射中美关系的每一个侧面。

谷雨:这些个体的故事当中,最令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

韩轶:从拍摄角度而言,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非洲参与建设的保旺礼的故事。拍摄的时候恰逢过年,我们准备了两组人,一组人在云南山区,另一组在尼罗河的工地上。这两个地方最大的特点是手机信号都特别不好,我们折腾了很久才将拍摄结束。

还有就是在阿拉巴马的那次,天气特别热,我记得有一天车里的温度牌显示是一百多华氏度吧。我们都很担心在那儿被晒得脱水,然后工作进行不下去,这段经历也非常深刻的,至今我回想起来还能感受到阳光灼烧皮肤的刺痛感。

美国阿拉巴马州 中国工程师和当地员工在中国投建的工厂里工作

谷雨:800分钟的素材最后只能用90分钟,是否有忍痛割爱的素材?

韩轶:这么大的素材量到了最后剪辑的时候非常花心思,剪掉哪一段都很舍不得。其中有一段我跟导演都觉得惋惜,具体内容是我们将北川灾后重建和新奥尔良灾后重建做的对比。

这两地灾害发生的时间相近,北川灾后举全国之力花了两年时间就把一个新城建了起来,而新奥尔良飓风过了好多年之后,很多当地人还在流离失所。最后考虑到时间问题,不得不弃用这段素材。

当“中国梦”遇到“美国梦”

谷雨:《善良的天使》2013年开拍、2016年完成、2019年上映,这三个时间节点对于导演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

柯文思:刚开始启动拍摄时,我想当然地认为只需要在中美两国取材,18个月足以完成。这是一个很大的判断失误。中国已不再是那个长城背后孤立的封闭国家,它已经是全球范围内的重要力量之一。要想真正理解中国,必须去有中国人存在的每一处地方游历。于是项目进行了六个月后,我向投资人争取到了更多资金,用了三年时间去海湾地区、法国、埃塞俄比亚等地拍摄。2016年完成时,我认为这个影片能够代表真实的中国。

就在拍摄结束不久,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中美关系变得更具对抗性和挑战性。于是,我们尝试在影片中加入了一些“特朗普”因素,让影片更加契合时代特征。拍摄再次开始。

我是英国人,不是中美任何一方的代言人。两个超级大国学会如何彼此相处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影片想要传递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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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从2013到2019这几年的拍摄中,遇到的最大坎坷是什么?

韩轶: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可能是我们在制作这部影片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我们在做的时候就知道他在参选,但没有人想到他能最终当选,如果是希拉里做总统,她可能仍然会延续奥巴马当时的对华政策,这部片子也能早一点上映。但是事与愿违,特朗普当选之后,我们不得不跟着他善变的对华政策,不停地对成片进行调整。由于中美关系在这几年特别敏感,我们在做推广发行时,也会受到时局的一些影响。

谷雨:所以特朗普当选导致片子需要有很大改动?

韩轶:也不是很大,但是至少要有他的内容。其实故事从价值观上来讲,一直都没有变过。

谷雨:从2016年到现在,中美两国经济和政治上又发生诸多变化,《善良的天使》是否足够扣合时代的脉搏?

柯文思:电影的主题是人,而不是政治。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相似之处远多于差异。中国人工作勤勉,美国人亦如此;美国人有他们所称道的“美国梦”,其实它和“中国梦”的内容十分相似。

我不想制作一部关于5G技术、知识产权纷争之类的电影。影片在美国试映时,有观众问到为什么影片没有涉及和讨论这些主题,我说这些话题是你们美国人20年以来一直在强调和痴迷谈论的,而关于中国的主题远远不止这些。

影片的目的就是希望解决中美之间的“信息缺失”。《善良的天使》讲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尊重、理解和包容的重要性。

误解才是最大的威胁

谷雨:由于文化、制度差异,东西方原本就有很大不同,但影片最后的落脚点是在民间视角,民间的力量真的足够强大到可以克服这些问题吗?

柯文思:我不认为民间力量可以强大到克服这些问题。但如果有足够多的民众认为政治家们在撒谎,他们就有可能摆脱这些政治家的控制。

这部电影不会改变世界,但我希望那些认为中国是可怕威胁的人看过这部电影后会说“你知道吗?政治家们讲的并不是事实。”我们尝试做的是展现出政客们虚假陈述的对立面,使得原本的信息不对等找回一些平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中国是一个很棒的地方,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元素需要向外传递。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旦得到解决,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

《善良的天使》剧照

谷雨:你曾在美国生活很久,你所了解的美国普通民众是如何看待中国的?

柯文思:从小到大,美国民众一直被告知美国是一个优越且独特的国家,“美国优越论”极为盛行。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特殊、与众不同时,有时会产生很危险的后果。美国是一个极好的国家,但并不特殊。当他们从8000英里之外去看待一个拥有众多人口且成为世界强大经济体的大国时,他们开始变得紧张。所以当政客们开始炮制各种言论蛊惑民众时,民众很容易受到影响。

当然我们也需要指出,中国在维护自身正当利益和自我宣传时做得并不够。美国十分擅长向外界讲述自身的故事,通过流行文化、好莱坞影片等掌控叙事权。中国向来没有向世界宣称“我们是谁”的传统,更倾向于成为安静的、对自身成就保持沉默的“中央王国”,这在另一方面是存在危险的。

谷雨:中美之间对对方的误解真得有那么深刻吗?是否存在被政治讲述和部分媒体夸大其词的可能?

柯文思:仅仅存在于政治层面的误解就几乎要“毁灭”世界了,比如一战、二战、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实际上这是一场对21世纪和22世纪控制权的争夺。

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消除自身贫困,继而成为中产俱乐部的新成员,拥有良好的福利制度和教育资源,进入第一世界梯队等,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国家。但美国的部分政治家们会强调“他们从我们这里偷走了东西,他们是小偷”,这种讲述的方式不单纯,事关控制权的归属。

撰文 | 周生 编辑 | 孙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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